科学家为了研究经常「不择手段」,其中心理学家更是恶名昭彰。为了证明人们有多么容易受影响而犯错,而不是只有在受到控制的实验中出错,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群心理学家就曾在街上进行以下实验。
他们让一名实验者拿着地图向路人问路,然后在两人交谈的中途,安排假扮的工人拿着大片木板遮住另一位准备「掉包」的科学家,从他俩之间走过。这时木板所掩护的这位会和原本的问路者对调,在假工人走过后继续跟那路人说话。「这路人会被吓到吧!」你或许这么以为。但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人丝毫没有感到讶异—他们甚至没有察觉到跟他们讲话的是不同的人。
BBC节目主持人凯文.冯博士(Kevin Fong)曾在《地平线》(Horizon)节目的某集揭露,要是犯错的是医师,代价可能会很大。但人类的失误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人本来就很容易出差错,而不择手段的心理学家所做的一些研究,正开始让我们的弱点现形,比方前述例子中的情形就称为「改变视盲」(change blindness)。
我们的大脑处理能力有限,「改变视盲」便是它的副产品。生活环境中的细节实在太多了,由于大脑没有预料到一些狡猾的科学家会愚弄它,因此它不会浪费重要的处理能力去不断地检查每项细节,结果就出现了尴尬的「错误」(当然这有些不公平)。
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会犯下一些小失误,但是别难过,人类的大脑本来就充满了圈套与陷阱。我们大脑里的「软体程式码」本来就存在着错误、故障与误差。
大部分的人都曾在试着入睡时身体突然「猛然一抖」,而且通常会伴随着一种跌落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临睡肌跃症(hypnagogic myoclonic jerk)。科学家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脑误以为坠入梦乡的讯息是真的「坠入」了哪儿,大脑的反应就是绷紧肌肉以重新取得平衡,所以身体会突然剧烈晃了一下。目前仍不清楚大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但这现象呈现出某些我们想来相当简单的小事大脑的潜意识却会出错。
这类例子还包括晕车、晕船等动晕症,当视觉系统接收的讯息,与内耳中职司平衡与运动的前庭系统传送给大脑的讯息冲突时,身体就会产生这类不舒服的感觉。这是因为一个系统告诉你:「没事,没有在动。」但另一个系统传递的讯息却完全相反,于是无意识的大脑就被搞糊涂了。在大自然中,最有可能在这两个系统之间造成这种混淆的,就是有害的神经毒素。于是,惊慌失措的无意识大脑会试着藉由呕吐把这可能是毒素的东西给清除掉。事实上这种会吓着身旁乘客的呕吐反应,就是你的大脑在重新开机。
视觉系统凌驾人类的感觉系统可能导致大脑产生许多错误,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很熟悉的,例如看电影这件事从技术上来说根本是错的。严格说来根本没有东西在「移动」,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影像切换速度快到视觉系统跟不上,只好把它们解释成在动。再者即便耳朵提供了正确的讯息,但我们的眼睛却往往凌驾耳朵。比方说电影的音效是来自于整个播放空间周围的扩音器,但听来却像是从萤幕传来,这便是我们的眼睛误导大脑的结果。
如果视觉系统真的这么不可靠,为什么大脑那么注意它呢?据估计,有多达65%的脑区都和视觉系统有某种连结。人类视网膜中的「中央窝」约只有一平方公厘,但其中的光受器数量,已经足以感知细致影像来应付阅读及其他复杂视觉任务。如果中央窝比现在大上一倍,那么大脑至少要像篮球一样大,才能够处理它所接收的资讯。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视觉系统不是百分之百牢靠,但它为我们的大脑做很多事。
我们的无意识大脑似乎内建了犯错功能。那一旦我们进入意识层级,人类应该就不大会犯错了吧?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错了。
贪婪战胜理性
人类所做的决策大部分是根据「捷思」(heuristics)或说经验法则,虽然这种方法很有效率,但并非每一次都很精确。丹尼尔‧康纳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塔伏斯基(Amos Tversky)在他们拿下诺贝尔奖的一系列实验中,证明人们是根据「可能」的得失大小来做决策,而不是根据最后的结果。例如:如果某人已经在一场牌局中输钱好几次,他可能就不会再拿一百元出来赌,尽管他们重新下注赢牌的机率和之前每次下注一样。然而这个人接下来却可能因乐透彩金远比牌局所能赢的钱更多,而把一百元拿去买乐透,却忽略了乐透的中奖机率远比赢牌机率要低。我们做决策时所犯下的错,很大部分都是这种前后立场不一致、无视可能的结果、只追求庞大收获的倾向所导致。
即便是我们自己的记忆都不可信任。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如实的纪录,而是相当具有可塑性,而且很容易受到暗示或引导式问题的影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家伊莉莎白‧罗芙特斯(Elizabeth Loftus)在实验中利用模拟影片、引导式问题与假资讯,证明尽管人们从未经历过某些事,他们仍能够「记得」这些事件中的细节。他们并没有说谎,而是真心认为自己的记忆是真的。但他们搞错了。即使撇开实验室和这种精心操纵的手法,现实世界中人们在回想事情时,还是会有强烈的倾向去强调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而不管事件是否真的正确。
这类事情最早是在水门事件中被注意到,因为这事件有实体纪录可以和证人的证词做对照。与这起事件有关的人在作证时,常常强调自己与一些事情的关联,然而将这些供词对照实际纪录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如此看来,我们强大的自尊会扭曲我们薄弱的记忆。
2006年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对类似主题所做的一项研究指出,陪审员认为陈述证词时态度比较肯定的证人(比如那些说「事情是⋯⋯」,而非「我觉得事情是⋯⋯ 」的人)最为可信,除非有其他证据显示他们的证词是不对的。因此,即使在很重大的场合,我们可能还是会因为对方的自信与表达方式,而受到不该有的影响。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政客总是一副自信满满且夸夸其谈的样子,却鲜少将一些无须仔细分析就能发现错误的事情直接说出来。这也许还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不断投票给这些人,因为他们利用了人会受自信者吸引的这个奇怪特点。
应对机制
如果我们人类生来就这么容易出错而且满身缺陷,那我们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那是因为我们有不少系统可以弥补这些缺点。不论我们是在意识或潜意识层级犯下错误,只要那个错误造成严重后果,大脑就不会轻易忘记。倘若我们犯下的错误使我们身陷危险或社交灾难,并让我们感到不愉快(比方害怕、难堪、羞耻),大脑的杏仁核便会确保我们记住这些不舒服的情感经历。
另外还有脑岛(insula) 和被壳(putamen)这两个构成部分端脑(telencephalon)的脑区,它们负责一些基本的认知处理程序。这些脑区使我们光是回想到过去的经历就会产生不愉快的感受,从而再次确保我们懂得避免犯错。
透过脑部影像科技,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一项研究或许已经在大脑中找到我们所认为的「糟糕」中枢。研究人员发现,比起单纯没拿到奖赏,当受试者在测验中是遭到惩罚时,大脑额叶中与情绪有关的前扣带皮质前端(rACC)会活跃得多。这表示,当我们的过失造成明确后果时,它会特别活跃,原因想必是要确保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从错误中学习」这话或许是老生常谈,但根据科学研究,「错误」对于我们的学习与成长真的很重要,它们塑造了今日的我们。正如了不起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 Alexander Pope)说的,「犯错乃人之本性」。
特殊行业的应对之道
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的冯博士解释医了医学界是如何借鉴其他行业的经验来避免犯下致命错误的。
消防员
我们的大脑对于快速移动且复杂的场面应变能力很有限。面临极大压力时,人就是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所面临移动速度最快的情况大概是:「哇!那里有一只剑齿虎,我要逃?还是要打?」要对付这种场面,消防队教我们一种名为「动态风险评估」(Dynamic Risk Assessment)的方法。
当你必须临机应变好正确达成一项复杂任务时,容易只专注其中一件事情,而忽略整个情况,这就是「认知隧道」现象。以灭火这件事来说,消防队员忙着扑灭某栋起火的建筑物时,有可能就会忽略附近有辆油罐车可能爆炸。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该有人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先观察整个情况,再回头进行自己的任务。
飞行员
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于起飞不久后,紧急迫降在纽约的哈得逊河,这事件本质上和我们在手术中面临的紧急情况很类似。我和当时的机长切斯利‧萨伦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碰了面,聊了这件事。那天他所驾驶的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LGA)起飞爬升途中,两具引擎突然熄火,这时他赶紧请副驾驶念出检查清单。
航空业者确实有一套检查清单,它不但能使你做好准备因应紧急情况,灾难真的降临时更让你所能有所依循;它让你的反应标准化,这样你就毋需临场反应。遭遇关键时刻时,事情可不像电影演的那样突然迎刃而解。所以你要依照计画行事,直到这项计画再也无法排除人为失误为止。检查清单在紧急情况下拉了萨伦伯格一把,医生乃至一般大众或许能采类似的做法。
【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成功迫降在哈得逊河上。】 |
F1 赛车后勤维修人员
我们总认为手术房里的工作就像电影演的那样。患者正仰赖生命维持系统撑着,你得做些重大的决定。你设法维持他们的呼吸,用药物撑住他们的心脏。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手术后你步出手术室,说道:「手术动完了,没事了。」但无可避免的,还是可能哪里出了错。然而要是你观察F1赛车的后勤维修人员,会发现他们几乎不会犯错,他们固守每一个行为与角色,因此每个行动与角色都完全自动化。最近,英国大欧蒙街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也成功地将相同的方法应用于术后病患移床程序上。任何程序只要能够自动化,就能降低因人为决策而出错的机率。
【F1赛车后勤维修人员有一套应付突发状况的标准程序。】 |
关于本文
本文选自《BBC知识国际中文版》第22期(2013年6月号)。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迪恩·伯奈特(Dean Burnett) 译者/谢伯让
迪恩‧伯奈特 英国卡地夫大学的神经科学博士、单口相声演员,也是《卫报》(Guardian )部落格中Brain Flapping专栏的作家。
译者谢伯让 任教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为脑与意识实验室主任。